唐浩明(1946— )湖南衡陽人，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楊度》、《張之洞》等。2002年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優(yōu)秀專家”稱號?，F(xiàn)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湖南省文聯(lián)名譽委員。

　　時代成就了作家

　　——訪長篇小說《曾國藩》作者唐浩明

　　能在上海采訪唐浩明先生，對我來說純屬偶然。

　　1月29日下午，友人來訪談及長篇小說《曾國藩》的作者唐浩明又推出他的長篇力作《曠代逸才——楊度》，這天上午專程來滬簽名售書，地點就在距文匯大廈咫尺之遠的乍浦路一家書店。又說唐先生次日就將離滬。也許因為記者生涯總是來去匆匆，很少有時間讀完一部長篇小說，兩年前偶讀《曾國藩》，被小說作者駕馭歷史題材的功力以及刻畫人物的力度和深度所折服，興奮之余，有意作深一步的采訪。只是一來作者遠在湖南，無緣謀面，二來小說面世后很快形成宣傳熱點，似也難以再說什么。這事就擱下了。而今唐先生來滬機會難得，至少應見上一面，我卻失之交臂，不免有些悵然。誰知下午五時許接到朋友來電，說唐先生晚上有個與上海部分新聞出版界同仁見面的活動，問我有無興趣參加。這消息令我大喜過望，立即整裝前去。

　　與唐先生雖素昧平生，乍見面卻有一種面對熟友的感覺。他個子不算高，卻方面隆鼻闊口，天庭飽滿開朗，一派智慧型學者的氣度。陪同他前來的唐夫人王月霞于白皙端莊中透出幾分干練。在交談中，唐先生態(tài)度從容自然，語句熱忱實在，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顒咏Y束后，我感到意猶未盡，決定隨至唐先生伉儷下榻的所在，作進一步的采訪。我們一見如故，環(huán)繞曾國藩這個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和形象塑造，促膝長談，直至深夜。

　　一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最大的一個歷史人物。他出身農(nóng)家，祖輩與功名利祿無緣。28歲他考中進士入翰林院，十年七遷，37歲成為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尚書。這么年輕的二品大員，在清代湘籍官員中并無先例。他是清廷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頭號“功臣”，又是以儒家為主體、理學為核心的傳統(tǒng)文化的忠誠推崇者，近代史上不少政治領袖人物深受其影響。他身后的這一百多年來，褒之者譽之為“一代楷模，治世能臣”，是“一代偉人”，貶之者毀之為“漢奸、賣國賊”，“曾剃頭”，是“千古罪人”，評價天壤之別，作為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的唐浩明，盡管熟知這個人物，但并未想到要作深入的研究。改變他這一想法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上半期受命擔任編纂《曾國藩全集》的責任編輯之后。

　　據(jù)唐先生介紹，曾國藩生前有個習慣，不論身處何時何地，也不管戰(zhàn)事政務如何繁忙緊要，都要文書將其所寫的奏折、書信、詩文和日記錄下副本，派專人定期送回老家湖南湘鄉(xiāng)(今雙峰)荷葉塘保存。他去世后，這批材料就成了曾家的傳家寶，世代典藏，秘不外傳；曾的門生、弟子曾作過部分整理，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然只有500萬字，不及其半。土改時發(fā)現(xiàn)了這批材料，有人主張一燒了之，但當時主持省文物工作的一位領導意識到這批材料的文化學術價值，不僅未予同意，而且保存起來送至長沙，藏于湖南省圖書館內(nèi)，藏處偏僻，雖歷經(jīng)政治運動，卻無人注意，僥幸留存至今。直至80年代初期，在改革開放的寬松學術氣氛中，整理編輯《曾國藩全集》被國務院列入全國重點古籍整理規(guī)劃，這批塵封湮沒了三十余年的材料得以重見天日。而編輯重任卻落到了剛分配至岳麓書社工作的唐浩明的肩上。

　　唐先生告訴我：他從小愛讀文史類書籍，擔任《全集》的責任編輯，對他來說既是一次極好的機遇，又得到了極大的鍛煉。接任務的頭幾年，他一頭扎進故紙堆，在曾國藩留下的1500萬字的奏折、書信、詩文、日記中遨游，并進行詮釋、研究、整理。還找來了過去出版的幾乎所有研究曾國藩其人的論著，閱讀了大量與曾國藩同時代人的專集和著述，旁及各種正史、野史，這樣得以從政治思想、軍事思想、學術思想、人才思想等方方面面對曾國藩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利用業(yè)余時間寫出了10余萬字的學術論文，其目的是為了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訴世人，以便更恰當?shù)卦u價這個具有復雜思想和歷史背景的人物。

　　就在他離滬后的一周，我讀到了他應我要求寄來的兩篇學術論文：一篇是《曾國藩對人才的重視與知人善用》，一篇是《曾國藩非漢奸賣國賊辨》。前者論述了曾國藩的人才思想。曾國藩善于識人、用人，他所薦拔的人員，如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郭嵩燾等，都是世所公認的杰出人才。僅從仕宦一門看，據(jù)現(xiàn)有部分資料統(tǒng)計，曾一手創(chuàng)辦的湘軍中官至總督者13人，尚書1人，將軍1人，巡撫13人，布政使11人，按察使7人，提督21人，總兵17人，副將6人，道員14人，均為實授。盡管對曾的政治評價不一，但他對人才的態(tài)度，無論毀者、譽者，都是交口稱贊的，論文從曾國藩如何辨識人才、用人方法等方面予以分析論證，資料翔實，思路清晰，頗具說服力，因而被推薦為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首次人才研究會論文。

　　至于《曾國藩非漢奸賣國賊辨》一文，則把曾國藩放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王朝的反動、落后、腐朽暴露無遺這一時代背景中予以分析論證，文章通過幾項重大政治事件，特別是曾國藩在經(jīng)辦天津教案中的表現(xiàn)，剖析他奉命處理此案的主要措施，如官員革職，兇手正法，賠償損失等，提出“從原則上說曾并非漢奸賣國賊行為”說。但又指出曾的所作所為是清廷整個軟弱屈服的外交路線的產(chǎn)物，他的舉措雖非漢奸賣國賊行為，扮演的卻是一個不光彩的角色，是一個在外國強權面前喪失民族尊嚴的軟骨頭——為求和局害怕戰(zhàn)爭不惜委曲求全。文章還認為曾國藩政治思想極其復雜，而忠君則是其主線。沿著這條主線考察其生平功過，對人物的評價就不是簡單的褒或貶了。這篇論文發(fā)表于1988年1月，其實事求是評價歷史人物的態(tài)度及認真的分析考察，引起海內(nèi)外的廣泛注意。美洲《華僑日報》立即予以摘刊。

　　這10萬字閃爍真知灼見的學術論文，奠定了唐浩明成為曾國藩研究學者的不可動搖的地位。

　　二

　　然而，唐浩明先生并沒有到此為止。編《曾國藩全集》，他花了十年工夫，與曾國藩打了十年交道，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在故紙堆中與曾國藩進行了十年的對話”。他感到自己在逐漸深入理解曾國藩的內(nèi)心。這個曾顯赫一時的人物既非圣賢完人，也非千古罪人，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充滿深刻悲劇內(nèi)涵的人物。他的悲劇在于理想與所處時代的矛盾，他生在一個百孔千瘡、行將就木的腐朽王朝，而卻想通過自己的畢生努力化腐朽為神奇，重建周公、孔孟偉業(yè)。這就注定他只能扮演一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悲劇角色。其信仰愈堅，才干愈卓絕，悲劇色彩就愈濃重。這富有傳奇色彩的一面，激發(fā)了唐浩明濃厚的文學興趣。身為文學碩士的他，深為曾國藩身后100多年來沒有一本以他為主人公的文學作品而遺憾，他決心填補這一空白：要將這個被視為“千古罪人”和“一代完人”的抽象概念變成個活生生的人。

　　從文化底蘊發(fā)掘曾國藩獨特的個性，是他寫曾國藩的最大沖動。他說，曾國藩留世的1500萬的文字并不都反映他的真性情。奏折大都是由幕僚起草的官樣文章，無甚發(fā)掘價值。只有早年的家書、詩文、日記，反映他在修身養(yǎng)性方面的嚴肅認真。那種自己與自己作斗爭的精神，鍛煉培養(yǎng)了他異乎尋常的意志與毅力，尤其是家書，一千多封近百萬字，從20多歲進京做官到逝世沒有中斷過，收信人有他的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弟弟，夫人，兒子各色人等，涉及內(nèi)容大至軍國之事，小至吃飯穿衣，比較接近他的日常性格。而作為《家書》的責任編輯，唐先生從整理、校點、看清樣、初版，以及重版時的審讀，前后通讀不下五、六遍，可說已爛熟于心。這是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從中揣摩曾國藩的個性，發(fā)現(xiàn)其極為復雜矛盾：既魄力宏大，又膽氣薄弱；冷酷殘忍，又溫情脈脈；老謀深算，又輕信人言；敢于斗爭，又憂讒畏譏；自強自立，又相信命運；嚴肅冷漠，又詼諧風趣。而這一切源自他內(nèi)心世界的兩個基礎，即資質與學養(yǎng)。唐先生說，曾國藩的資質與常人無異，天賦并不卓越，但他的學養(yǎng)卻是超等的。他從小接受良好的系統(tǒng)教育，入京前師從湖南著名學者歐陽凝祉、汪覺庵、歐陽坦齋等，考中秀才后入岳麓書院，進翰林院后更拜一代名師唐鑒攻理學，加上湘學重性理，講節(jié)操，立足經(jīng)世致用，造成湖南讀書人平日切磋學問，砥礪品行，一旦風云際會，出而擔當天下大任的特點。

　　為寫好這個人物，他學習施耐庵寫《水滸》將108人繪畫貼于壁以激發(fā)構思的辦法，將曾國藩存世的一幅照片及一幅畫像反復琢磨，又從與曾氏四代孫的交往中捕捉其外形特征，設想從文化視角來涵蓋、粘合其政治關系、經(jīng)濟關系和道德沖突，把人物置于100多年前清廷與太平天國的矛盾、滿漢矛盾、外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清皇室宗派矛盾、官場內(nèi)部斗爭等五大矛盾之中，探究人物的心靈。同時抓住曾國藩心理性格中理學名臣的儒雅風采與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的嚴厲殘酷，防范型文化心理與進攻型性格，堅毅不拔的意志與自我壓抑的感情，軍事統(tǒng)帥的榮貴威嚴與鄉(xiāng)村農(nóng)民的艱苦樸素這幾對矛盾，把曾國藩昔日根基與后天發(fā)跡，內(nèi)心痛苦與表面輝煌，內(nèi)在器宇與外在風采盡現(xiàn)筆底，以期寫出他復雜的個性及內(nèi)心世界。

　　唐浩明先生說，過細地品味曾國藩的文字，發(fā)現(xiàn)他一生精神上苦多于樂。他創(chuàng)辦的湘勇與清正規(guī)軍綠營矛盾，湖南地方文武矛盾，在江西時因餉銀事與江西官場水火不容……而最大的矛盾則存在于他與清廷之間。抓住這點，唐先生是以濃墨重彩、千鈞之力投入寫作的。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君主，莫不對擁有重兵、建有殊勛的軍事將領懷有戒心。咸豐皇帝毫不例外。與太平軍交戰(zhàn)中，湘軍攻城略池，戰(zhàn)功赫赫，曾國藩作為湘軍統(tǒng)帥，自不可免地成為咸豐的猜疑對象，何況他還身處漢滿矛盾的特殊背景。小說在展現(xiàn)處于這一矛盾中的曾國藩時，不惜篇幅以刻畫其性格。如第一部第五章第四節(jié)，寫曾國藩躊躇滿志，血祭出師，準備率領湘軍赴武昌作戰(zhàn)，忽接上諭，說他不該奏請原湖北巡撫入鄉(xiāng)賢祠，本應革職，現(xiàn)開恩降二級使用。奏請已故巡撫入鄉(xiāng)賢祠不過小事一件，即使不當也不至于革職或降級，清廷大做文章，無非給他當頭棒喝，警告他不可得意忘形。湘軍打下武漢后，清廷本給他一個署理湖北巡撫的賞賜，但沒幾天又取消改以兵部侍郎銜率師東下，據(jù)說是有人進言，曾國藩在閭里一呼百應非朝廷之福，咸豐大悟，即撤去前命，不給他以地方實權。

　　小說寫曾國藩深知朝廷用心，以韜晦之略保全自己是很成功的。為減少皇上及滿蒙諸貴的猜忌，排除人為障礙，他有意將滿人推出來，前期他看中塔齊布，將他從一個參將越級提拔為湖南提督，充當湘軍頭領，每逢打勝仗報捷，總把他的名字排第一，自己屈居第二。南京打下后，清廷幾乎在下達封賞的同時，嚴旨斥責曾國荃放走幼天王、李秀成等人的失職行為，教訓曾國藩不要居功而驕，庶可長保恩眷，并隨即將曾國荃開缺回籍，又令速減湘軍。熟讀史書的曾國藩當然知道兔死狗烹的前代悲劇，更知滿人朝廷對他并不真的信任，賦予軍權無非利用他而已。為保護自己、家族和整個湘軍的利益，他以最快速度，果斷地遣散湘軍，對上下左右都保持一種無功可居的謙抑退讓之態(tài)，安慰心中不服的九弟，很快打發(fā)其回原籍，從而避免功高震主的不測之禍。小說這部分的刻畫，細節(jié)上雖有虛構，但大事件是符合當時的史實及曾國藩的性格發(fā)展的。

　　唐浩明先生認為，曾國藩一生最大的悲劇是他的吏治和自強之夢的破滅。小說第三部分用很大篇幅作了反映，通過這寫出他個人性格上的弱點以及給他的事業(yè)所帶來的影響。晚年的曾國藩終于看到自己親手創(chuàng)建的湘軍走向它的反面，朦朧意識到湘軍很可能由朝廷的保衛(wèi)者變?yōu)槠渚蚰谷恕Ｊ聭B(tài)朝違背自己心愿的方向發(fā)展，自己卻回天無力，這種悲劇色彩籠罩整部作品。盡管有事功，有大抱負，使曾國藩有別于一般大官僚，但時代的巨輪向前，他個人必然落到如此悲劇的下場。唐先生說：曾國藩的悲劇不同于岳飛、韓信，他不是懷才不遇，才未盡用，或大才小用，他有大才，也得到發(fā)揮。他的悲劇在于抱負與時代的錯位。

　　三

　　當談及創(chuàng)作《曾國藩》的體會時，唐先生認為：揭示歷史的深刻內(nèi)涵，在于借鑒前人用心血、智慧乃至生命換得的教訓。而要讓這教訓伸手可觸又取決于作品的藝術真實，讓人物有血有肉地活在當時社會里，讓社會流動在人物的言行中。曾國藩過去被許多人看作為“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而今事過境遷，當年的功業(yè)可能是今天的罪過。倒是道德文章及文人心目中的人格理想，能產(chǎn)生更久遠的影響。曾國藩作為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tǒng)文化培育的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個大人物，有他的卓越，也有他的悲劇色彩，他想以傳統(tǒng)文化規(guī)范自己，有其正面積極的一面，而他死守傳統(tǒng)文化對其消極面不惜抱殘守缺，必然日趨反動。只有他的道德影響長盛不衰，在曾氏家族綿延不絕。其后代人才輩出，至今190余年間至第八代孫，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多人，如此旺盛之家，中外古今罕見。這恐怕還得歸功于他嚴謹?shù)募医?、良好的家風以及富厚的藏書。

　　年前，唐先生化了11年心血編就的1500萬字、共三十卷的《曾國藩全集》，已經(jīng)面世，初印8000套，定價5百余元，已經(jīng)售罄。而他的小說《曾國藩》轟動效應至今不衰，初版至此已重印了18次，總數(shù)為57萬冊，發(fā)行全國各地(臺灣同時印行不計在內(nèi))。我贊嘆唐先生的勤奮，而他卻說：這是因為我生活在當前這樣的年代。勤奮固然重要，但如果倒轉20年，我再勤奮也不可能有所作為，我的觀點也不可能得到社會的認可，時代為人們客觀地科學地重新研究、認識一些歷史人物創(chuàng)造了較好的條件，我不過是應時代潮流而動罷了。他的夫人王月霞插言說：為寫《曾國藩》，他整整花了八年工夫，三年準備，五年寫作，其間除編《全集》外，全部業(yè)余時間都花在寫作上，沒有節(jié)假日，沒有星期日，日常生活中一切必要事務都降至最低限度。局里要安排他當社領導，他再三推掉了。唐先生接口說：時不我待，機不再來。不如此又怎能擠出時間呢?

　　唐浩明先生本人身世也頗有傳奇色彩。他生父唐振楚，早年就讀由蔣介石任校長的國立政治大學，在蔣經(jīng)國負責的研究生部畢業(yè)，不久即被蔣介石召至身邊任文職秘書。1949年奉命攜夫人倉促赴臺，未及將寄居伯伯家的三個孩子帶走，唐浩明即其中最小的一個，時二歲。因與蔣介石、蔣經(jīng)國的師生之誼，唐振楚赴臺后仕途頗順，1978年入閣，任參選部部長，在此位置上退休，現(xiàn)任臺灣“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而在大陸的唐浩明，由于伯父無力撫養(yǎng)，后來被過繼給一位理發(fā)師當兒子，改名鄧云生。盡管他酷愛文史，學習優(yōu)秀，高中畢業(yè)后卻顧慮身世背景，不得不放棄理想而投考非重點的水利學院，畢業(yè)后當了一名水利技術員，直至1978年恢復高考后，他考上了研究生，從此才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他對時代的感慨確是由衷之言。

　　1993年唐浩明應邀赴臺灣參加曾國藩逝世雙甲子紀念活動，全家同去臺灣耽了三個月，與分別多年的父母共度春節(jié)，享盡天倫之樂，兩個女兒在臺灣讀大學陪伴祖父母，他本人自臺灣歸來后，又埋頭書齋，寫出了反映楊度一生事跡的長篇小說《曠代逸才》。他對我說：曾國藩和楊度都是上個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只不過曾國藩是成功知識分子的類型，而楊度則是不成功的知識分子的類型，后者雖不成功，但不成功中同樣頑強表現(xiàn)生命的自我價值，其苦苦追求近于癡迷的精神，如能寫出來，通過這段歷史探討中國前進的步伐為什么這么曲折，同樣有助于認識中國知識分子以及社會前進的過程。他希望作品能帶給人們凝重的思考和啟示。

　　從他炯炯的目光中，我讀到了執(zhí)著——那一種心存一意，無怨無悔地干著自己認定的事情的執(zh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