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游西安古都，每走一步都是一部書。這是因為，古城長安是歷代皇朝的建都之所，千百年來，王侯將相、文人雅士、市井平民留下了不少古老的傳奇故事。宮庭城堡、古剎陵園、亭臺樓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處處印有歷史的痕跡，見證著歷史的滄桑。

　　較之西安，永州地處偏遠，自古為官宦流放之地。這里舜帝皇陵雄踞于九嶷山下，道教圣地掩映于陽明山中，五嶺逶迤由此而南，湘水瀟水于此合流，山川秀美，人杰地靈。多少文人騷客，帶著文化的光輝，銘刻歷史，傳播文明。追溯永州歷史，正像翻開一部經久的文化大典。

　　唐貞元二十一年，八司馬因參與王叔文集團而被徹底清算，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于是，永州與這位唐代古文運動領袖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柳子厚墓志銘》)可見當時柳宗元在文壇的地位和影響。

　　柳宗元與韓愈一起，高揚文風改革的大旗，擯棄駢文的陳言俗套，賦予散文創(chuàng)作隨意而自由的空間，其代表代之一《永州八記》即創(chuàng)作于永州，作為久居長安的山西人，見慣了北國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黃土高坡、沙漠戈壁的風光。來到南方，滿眼是百草豐茂，樹木叢生，綠蔭翳翳，鳥語花香，一派盎然景象。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喚醒了柳宗元那顆冷徹而干涸的心，重新找回了對生活前景的渴望。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shù)，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鈷姆潭小丘記》)一堆普通的石頭，在柳子厚的眼里是如此優(yōu)美而奇特，且這般地富有生命和血肉。

　　人們不禁要問，一個被朝廷流放邊陲的官員，本應懷著滿腹牢騷和千般無奈，聊以虛度時日，為什么柳子厚卻將這里的山水風物描繪得這么幽靜和美好?除了逃避現(xiàn)實，寄情山水，可作膚淺的注腳外，“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古代知識分子忠君報國的思想和對未來充滿希冀的進取心態(tài)從創(chuàng)作動機里折射出來。這正是文人情操使然，人格魅力所在。后人為紀念這位散文大師兼地方父母官，建了一座柳子廟，至今還供奉著柳公神靈，陳列著河東文翰，人們在對柳公文辭佳構嘖嘖稱頌的同時，不能不為文人寬博的襟懷和百折不撓的人生態(tài)度所傾服。

　　詩人元結，少時“與丐為友”，同情貧苦，痛心戰(zhàn)亂，憎恨苛斂，留戀鄉(xiāng)情。“嘗欲濟時難”，懷著對勞苦大眾的深情，呼喚正義與平等。主政道州時，以其宏闊氣概撰寫《大唐興中頌》，邀魯郡開國公大書法家顏真卿親赴祁陽書丹于浯溪懸壁之上，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爾后，歷代書家劉長卿、黃庭堅、米芾、楊萬里、張孝祥、董其昌、秦觀、李清照、范成大、張栻、王夫之、楊維禎、阮元、何紹基、吳大澂，一連串閃爍著中華文化光輝的歷史名人，或游歷于此，或題贈于斯，五百余塊石碑，琳瑯滿目，書風各異，各領風騷，歷經風霜雨雪的洗禮，浯溪這片江南最大的露天碑林，記錄著永州人民的文化精神已成歷史。

　　而書法藝術歷來就與永州有緣。

　　一代草圣懷素的狂草，早已是中國書法草書境界里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當然也是永州的一座文化豐碑。

　　綠天庵靜靜地坐落于永州城內，庵內陳設的懷素小草千字文碑刻精美絕倫，這道文化景觀在永州應當具有標志性意義。

　　狂草是一種激情的傾泄，是一種性情的坦露，這位永州前賢，興之所至，蕉葉、墻壁、器皿、家什，提筆即揮，一揮而就，勢不可擋。相傳懷素曾“粉壁長廊數(shù)十間”，大詩人李白見此情形，即興行吟，作草書歌行以紀盛：“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zhàn)……”

　　兩位激情奔涌的藝術大師，進行了如此豪氣干云的對話。至今都如黃鐘大呂般地穿越時空，洋溢著中華文化的神秘魅力!

　　大歷七年秋，懷素在洛陽拜見顏真卿，示其《懷素上人草書歌集》，請顏魯公作序，顏真卿慨然應允：“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圣，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對于懷素草書的評價，他與李白一樣，都已超越了書法藝術本身的范疇，提升到了人的品格的高度。

　　還有永州人所熟知的東洲草堂。這是何紹基的讀書之所?，F(xiàn)存的“狀元樓”和“探花第”與草堂舊址是一組古建筑群，這里，依稀可見這個家庭昔日的榮光。何紹基父親何凌漢，弟弟紹業(yè)、紹祺、紹京，之子慶涵，之孫維樸、維棣，代代克紹家風，取法唐楷，直追魏晉，潛心碑刻，各具風貌，成為中國南方顯赫的書法家之一。

　　何紹基深受大學士阮元影響，與康有為、梁啟超一起，主張尊碑抑帖，探求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新之路。他創(chuàng)造了一種奇特的執(zhí)筆方法叫回腕執(zhí)筆法，為使用筆達到遒厚生澀的效果，在用筆手法上作了大量嘗試性的探索，起初出于好奇，也可說是走火入魔，在執(zhí)筆方式上就違反了人體自然機能，所以寫起字來，往往汗流浹背，艱苦吃力，可是何紹基憑借其堅韌的毅力獲得了成功。難怪曾國藩在家書里多次提到了何子貞可以傳世，并訓誡子女學書要有如子貞般的毅力和恒心。何紹基的貢獻在于信守南北兼融之事，同時又是成功的創(chuàng)作實踐者。

　　來到道州，當然要尋訪濂溪故里。

　　如果說古代湘學的創(chuàng)始者是周敦頤先生，同樣可以這樣表述，湖湘本土文化的開山祖師也是他老人家。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這是齊白石的老師王闿運先生為岳麓書院撰寫的對聯(lián)，至今還懸掛在這座千年庭院里，與“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交相輝映，享譽天下。

　　自周公敦頤開始，一代代湖湘學子為探求宇宙自然規(guī)律，研究人性本質，以孔孟學說、老子哲學為原典，大量地進行訓詁考據(jù)之學，逐漸地形成了經世致用的湖湘理學。周敦頤較為系統(tǒng)地提示了運動與物質存在、發(fā)展和變化的關系，提出了事物自身存在的動力和活力，從而為人們觀察和處理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文化。

　　“蓮之出污泥而不染，濯青蓮而不妖”。這是周敦頤《愛蓮說》里的名句，古往今來，為潔身自好君子之座右。他正是以這種正己之心，探求天地之變，解索人性之本，以祈福澤眾生，實現(xiàn)天下百姓的幸福安康，這應該就是湖湘學子爭相仿效和追隨的情操和品格。學術思想的突破，文化的創(chuàng)新，遠比物質貢獻無形而遠久。一代學人深邃的思想和規(guī)范的行為深深地影響著一個地方的學術風氣、社會價值和人性心理。

　　今日永州人們依然保留著先賢遺風，崇禮尚義，民風淳樸；尊儒仰道，重實重情；求新求變，不折不撓。人以文傳，地以人傳。永州與文化結緣，文化也因永州而生色。

　　回眸永州的歷史，你能感受到這種文化氣息的高古和清逸嗎?